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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新闻先驱:郭嵩焘与近代新闻纸的进入
作者:ag电玩    发布时间:2020-06-13 15:49    点击次数:次   

  :在梳理晚清重臣郭嵩焘的日记、文集和相关书信的基础上,结合其与《申报》的 一段名誉诉讼案,意在揭示郭嵩焘对近代新闻纸进入中国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开明士大夫的典型代表,郭嵩焘因其自身独特的政治遭际,特别是担任驻英法两国大使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得当时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媒介,逐渐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一种信息方式乃至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进而使得其培养出了超出同时代士大夫们的新闻认知:他意识到了新闻纸可以弥补传统书籍的局限,在传播的时效性和范围上发挥重要作用,如若运用得当,甚至可能帮助政府向导万民,造福社会。 此外,在出访英法期间,他和《申报》的一场名誉纠葛,不仅体现出传统士大夫阶层和新型报人群体间的权力博弈,更在有意无意之间,推动了近代新闻纸在中国的进入与发展,并使之逐渐成为政治的“晴雨表” 与“播种机” ,在嵌入文化实践的同时,开始重塑新的传播网络与社会权力结构,从而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书写中,新闻纸与晚清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研究,自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 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新式媒介,多数学者或着眼于其信息流布的载体功能,或围绕其沟通交往的关系视角,力图从政治1和文化2两个维度,解释近代新闻纸是如何嵌入并作用于当时的晚清社会。值得思考的是,上述关于近代新闻纸与晚清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目前在国内主流新闻史的书写话 语中,多数学者往往都将研究目光聚焦在甲午之后,似乎新闻纸只是在康、梁时期方才开始影响中国 社会。 然而众所周知,早在 1815 年,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便已问 世。3 因此,我们不由得追问,在这漫长的80年中,作为“缺席之在场者”的近代新闻纸,到底有着怎样的际遇? 它又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并开始作用于晚清社会?

  黄旦教授近来的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此问题的新视角。 在他看来,报刊与书籍代表不同的知识类型,近代新闻纸的介入,逐渐改变了原先以“书”为主导的知识生产与秩序格局,“‘书’与‘刊’互为中介的传播实践,给予我们的提示是,一种新的媒介制度化过程并最终形成‘制度性媒介’的新格局”。[1] 如果说,黄旦的思路是以媒介本身为主体,强调“有作为的报刊”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那么,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G.Wagner)的新作,则是通过“报刊的作为”来审视这一时 期的社会变革。 他以1872—1895年间《申报》在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对象,指出 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于上下阶层之间缺乏交流,而美查( Major) 所经营的《申报》 作为当时一 个重要的讨论平台,恰好以一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想之现代发展模式,维系了“上下之通” 的交流存在。[2]

  实际上,在新闻纸登上晚清社会舞台的过程中,除了报刊自身不同于传统书信的特性和美查等来华办报人员的努力之外,部分晚清士大夫们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学者在考察甲午之前《 申报》 的发行与读者阅读的关系时已经指出,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申报》 为代表的新闻纸,正逐渐与部分官绅和口岸文人建立起较为密切的“ 读—写” 关系,新型“ 阅读共 同体”开始形成。[3] 这其中,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更是功不可没,或可堪称中国新闻史上 “被忽视的先驱”。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郭嵩焘这一传统的知识生产者和立法人之媒介贡献的考察,既突出报刊本身的特性,又将其放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以期通过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为理解 新闻纸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供检视的窗口。

  光绪二年( 公元 1876 年) 十月十七日,素以“ 天朝上国” 俾睨天下的大清王朝,终于派出了与“地上万国”接触的首位代表,湘籍名宦郭嵩焘以近甲子之身,奉命出使英伦。[4] 从朝廷下发的谕旨上看, 郭嵩焘此行除了要向英国递交国书,并就滇案1一事做出解释之外,更重要的职责在于考察西洋诸事,借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总理衙门明确要求他将各地情形“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并让他留意 “ 其国内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 ,特别叮嘱如果在新闻纸上看到涉及两邦关系的内容,更应当及时上报。[5] 由此可见,如果说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时,还只是某位官员面对近代报刊的一次个体尝试,那么此时总理衙门的要求,或可被解读为清朝枢廷的集体觉醒: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彼时 的新媒体——报纸及其潜在的重要性,并试图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考察。 那么,接受这一政治任务的郭嵩焘又是如何看待新闻纸的?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尽管此时郭嵩焘对新闻纸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但也对其有所关注,并开始从新闻纸上获取政治信息:“见《申报》,知黎召民去岁以设立伦敦洋行,已经定议。”[4]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朝野内外对其出访之事肆意谩骂,2甚至特意撰联说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之际[6] ,部分报刊对于此事的评论,或许很能慰藉其 心。《字林西报》就认为,郭嵩焘出使英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视为中外关系的一大转变。[7] 《申报》则直接声援道,在各国设立公使、领事等官,不仅会对海外谋生的华人有所保护,更可以鼓励中国人去海外发展,因此是出洋华人和西方需要华人劳工国家的共同之幸。[8]

  不仅如此,《 申报》 在其出访前,还曾以俄罗斯和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而逐渐富强为例,希望他留意 西洋富国强兵之法,更直言中国“将来之振兴未必不获益于出洋诸公也”[9] 。 显然,对于当时主张开 眼看世界的郭嵩焘而言,《申报》的期许恰与其毕生的政治抱负若合一契。3 由此便不难想见,至少从情感上来看,郭嵩焘也会对新闻纸抱有好感,故而在接受“ 关注新闻纸” 这一任务时,大概率上并不排斥。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用“ 尽心尽力” 来形容郭嵩焘在考察新闻纸上的表现,这从他自上海到英国的海上航行中可见一斑。 在不足两月的旅途中,郭嵩焘抓紧一切机会,几乎每到一处港口,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报纸,并请人翻译所载内容以便了解时事:在槟榔屿( 马六甲海峡北口,今马来西亚 的槟城州),翻译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给他找来了《泰晤士报》,郭嵩焘请他“译出论滇案始末 一段”[4] 。 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得到一份外国报纸后,郭嵩焘又请禧在明与刘和伯一起翻译,力图知晓洋人对《烟台条约》 的看法,并认为这份报纸“ 所言利病,与当事所见绝远,非深悉洋情者不能辨 知其得失也”[4] 。 在新加坡,当他请张德彝、凤夔九、刘和伯与禧在明四人共同翻译《泰晤士报》对 “ 滇案” 的深度报道后,更是感慨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新闻人才,可以将此案的利弊得失广而告之: “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以告语者。 中国之无人久矣,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4] 等到了英国的南安普顿,他又立刻请翻译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从船主处购得报纸,想要看看英国媒体对他一行的报道,并接见了上海管理《字林日报》的负责人。[4]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郭嵩焘在英国安顿好之后,第一时间便嘱托马格里“ 定送新闻报四种” ,并要 求相关人员及时翻译汇报。不知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在他要求订送的四份报纸中,既有标榜不偏不倚、严肃讨论的《泰晤士报》 ,又有两份政见相左、互相对立的《每日新闻》 和《标准》 ,甚至还有 《晨邮报》 这样类似彼时宫门抄似的报纸,可以说,从这几份新闻纸的报道立场来看,其覆盖面相当不窄。[4] 此外,郭嵩焘虽身在国外,但也没有忽视对国内的关注,这从他还要求订阅《申报》《新报》1和 《万国公报》2可见一斑。 而从他后来兼任驻法大使之初,便立即要求订阅《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与 《费加罗报》 的情形来看,至迟到那个时候,郭嵩焘已经开始意识到,不论从信息传播的载体功能,还是交往沟通的关系视角,新闻纸正日益影响着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4]

  除了对新闻内容保持极大的关注之外,郭嵩焘还试图考察当时整个伦敦的报业生态。 他通过与翻译马格里和一些报馆负责人的交流,得知彼时伦敦的新闻报不下十余家。[4] 不仅如此,为了亲身体验新闻纸的生产流程和经营方式,他曾专门冒雪前往《泰晤士报》 报馆实地考察,并认真记录下了《泰晤士报》的生产印刷流程。 考虑到这可能是国人第一次详细记载新闻纸生产的经过,故而不妨稍费些笔墨,将其当日的记录原文摘录:

  雪。往观《代谟斯》新报馆。 馆主马克敦罗陪同游历。 日收新报编次之,而检字机器为多。 初用机器制出铅字廿六字母,列入铁夹中,用机器转动之以成文。 每新报一段成,送校对处校对之,凡历数次,乃合编入大铁板中,用机器压之,其字皆影入纸上、再置一圆机器中,熔铅贯之,随纸高下成字。 合四铅刻成新闻报一张,置印文机器中,卷纸逾数百丈,若洋布然,印车动,随转随印,至前截断其纸,而用扇板前后扇之。每车印两铅版,前后分异,无相混者。 再转入一机器,折成四叠。 大约检铅字及检对之力为多。合成铅版以后,每日印刷新闻报七万纸张,不过一点钟可以竣事。 三便宜得新闻报一纸,每纸二大张,里面各得四版,计十六版。 凡一施令得新闻报四纸,七万纸抵一万七千五百佩宜,合金洋八百七十五磅。 所用工力三百余人,日间不过数十人, 为英国报馆之最巨著。 其俄、法、美、德新闻,用电报传递,旁设检字机器,随传随检成文句,用机器压成字,送校对处校勘。[4]

  可以看到,从生产流程到经营状况,郭嵩焘此行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甚至与半个世纪之后戈公振的考察相比也不遑多让。[10] 然而,正当郭嵩焘兢兢业业考察西方新闻业之际,大洋彼岸的清廷却因为其在航行途中整理而成的《使西纪程》一书闹得不可开交。 前文曾述,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总理衙门明确要求他留意西行见闻,随时报备。故此郭嵩焘才将一路所见之风俗人情、访谈心得、先进器物等辑录成文,却没料想经同文馆刻印后竟引起了京师动荡。 不少士大夫认为此书“尊西贬清”之意明显,一时间非议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早期洋务派代表薛福成认为他言过其实[11] ;好友王闿运也认为他中“洋毒”太深不可救药[6] ;名士李慈铭看到此书后,更是说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之语[12] 。 面对意想不到的舆论压力,尽管郭嵩焘编撰《使西纪程》是奉命之举,清廷此时也不得不下令禁毁此书,以息众怒。 可是,虽则《使西纪程》书籍版被禁毁,但其主要内容却还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以至于到最后连那些反对此书出版的人们,也不得不依赖新闻纸去阅读郭嵩焘的呕心之作。见此情景,时任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只能无奈地感叹到:“ 朝廷禁其书,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故也。”[13]

  由此想到德布雷所言:“一个政治机器(政党/俱乐部/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 (报刊/出版/视听)亦是一个政治工具。”[14] 尽管在主观上,恐怕郭嵩焘也并非想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清廷所交代的政治任务,但又确实在阴差阳错之间,以这样一种反讽的方式,让世人直观地感受到了新闻纸的巨大威力。可见,新闻纸的力量确乎“并不只是在于(甚至不主要在于)它宣告事实的力量,还在于它有力量提供宣告出现的形式”[15] 。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嵩焘关注报纸的任务还颇有些 “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之感。

  通常来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往往“都会绕过先前的媒介所培育的媒介者阶层”[14] 。这是因为媒介的更替会“改变记录内容的精神,也改变一个时期的精神特征,一种时代的精神风格”[14] 。 在郭嵩焘出使英法的两年多时间里,报纸对他的改变和影响逐渐显现。 中国传统社会的交往世界,基本是以经典书籍所形塑的“前人世界”和人际沟通所形成的“周遭世界”组成。[16] 翻检郭嵩焘的日记可知,此时由报纸所形塑的“ 现实世界” 正不断延展其固有认知的时空边界,一个被新闻纸所媒介化的新的交往世界,逐渐形成于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就使得其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士大夫相比,都显得更加“博古又通今”。 比如当时身在英伦的他,依靠订阅的《申报》,可以知晓千里之外朝堂上的人事安排、重大变动:“并接上海《申报》,知二月十七日补授胡小泉兵部左侍郎一缺。”[4] “ 《申报》 载沈幼丹劾奏刘咸、杜文澜以下各员吸食洋烟,崇文山,邵汴生查奏河南详撤报灾官员...... 刘咸、杜文澜......均革职......李庆翱降二级调用。 此近年举措之最当人意者,阅之为一快。”[4] “见 《申信( 报) 》 :勒少仲调苏藩;广西藩缺,直皋范梁升补;黎兆民升直隶皋,而周农遂因病开缺,想必不起矣。” [4] “ 《申报》 载正月四日新城盛营兵变,掠静安、沧州而东,入山东乐陵县境......心甚忧之。” [4]

  不仅如此,他还时常通过订阅的英法报纸,及时了解国际局势的变化:“ 阅巴黎新报,叙英故相勒色之卒......又载德皇初二日为刺客枪伤......”[4] “《伦敦安得占宜司》(London and Chinese)新报载: 英国设立公会修造由印度通云南铁路,以阿萨米为始。”[4] 并开始从报纸上了解西方文化上的诸多趣 事:“ 伦敦《 特力格讷茀》 ( 即《 每日电讯报》 ) 新报局与美国纽约之《 赫拉尔德》 ( 即《 纽约先驱报》 ) 新 报局遣人探阿非利加中土......计程约万余里,周历至三年之久......闻近始渡海至纽约,在阿非利加病毙者一人。 大约十余日内比详其所阅历入之新报......”[4]

  当然,在利用报纸获取新知的时候,郭嵩焘最关心的议题始终还是外国人对清朝社会的看法: “ 《代模斯》 ( 即《 泰晤士报》 ) 新报论吴淞铁路,言之极为痛切,令凤夔九翻译,其文意处处阻隔,无从寻其脉络,乃自与马格里翻译之。”[4] “《伊茀宁斯丹得新报》(即《新闻晚报》)痛诋沈幼丹毁弃吴淞铁路。”[4] “连日《代模斯》新报讥刺中国,深中凑理,直谓相沿制度及各衙门所办事件及官人德行,相习为欺诈已数百年,所以招商局半官半商,无所主名,未见其利,先受其累,终无能求有益处也。 阅至叹息而已。”[4] “《台来纽斯》(即《电讯报》)新报称:‘孟买电报言,驻扎北京德国公使将谋回国,德国 与中国和议将绝矣’。”[4] “《代模斯》《摩宁波斯得》两处新闻报并云:喀什噶尔有公使名赛阿德雅古布可汗,翻译墨勒爱,于先夕抵伦敦。《代模斯》报谓其由......此于中国微有关系,当一考问之。”[4] 不难发现,从这一时期开始,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及报纸的频率渐次增多,似乎已经慢慢养成了定期阅报的习惯。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新闻纸正部分取代着原先书籍、奏疏等提供知识和信息的功能。 除了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的改变之外,因为经常和《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字林日报》等负责人会面,1郭嵩焘也在交往关系上认识到了新闻纸的纽带作用。可以说,郭嵩焘的日常生活,因为新闻纸的介入,已经悄然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与此相伴的,则是他的媒介素养日益提升,比如此时他除了对日报的内容有所了解之外,还开始关注起了伦敦的画报发展:“ 继《伦敦画报》 起者《 克来其非》 。与《伦敦画报》相仿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绯阿》新报,或详器物,或主讽刺,或绘名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 4] 甚至还“ 诊断” 出英法两国当时新闻发行状况的不同在于:

  伦敦各街皆设立信桶,每日以时递送四城分局,分局专设收信送信车,寄远者送总局,近者 专差递送。 总局收得远来之信,亦按四城分交分局递送。以是由信桶发递之信,即日可得回报。巴黎则今日发信,率迟一日乃得回报,每日收发信以两次为程,不如伦敦之快便也。[4]

  随着对新闻的了解越发深入,郭嵩焘更是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从报纸上获得新知,而是开始积极主动尝试利用报纸,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当时,中国华北五省正不幸遭遇大旱,百姓生活贫苦, 怨声载道。得知消息的郭嵩焘,虽远在海外,却依然想着为君解忧,为百姓谋福,并尝试利用媒体来为灾民募捐:“与德在初谒威妥玛,谢其两次列函新报,为中国北五省灾荒筹捐赈济。 其二函则上海蜀领事达文波函致阿里克,并由威妥玛列之新报也。”[4] “伦敦捐赈中国灾荒,所见威妥玛一信、达文波致阿里克一信,皆列新报。又教师(士)斯多伯斯一信,为广劝亲友捐助之计,又为《戴模斯》《摩宁 波斯》《伦敦安得占拿》三处新报勤勤言之。乃具函一通,列登新报。”[4]

  库尔德利曾提醒我们注意,当自身面对不同媒介的融合更替时,需要反问自己,“ 凭借媒介,我们 ‘存在什么’和‘能做什么’。”[17] 以此审视郭嵩焘这两年的媒介实践,可以说,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媒介,已然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一种信息方式乃至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进而使得其对新闻纸的认知也愈发深刻。在给丁匙良《中西闻见录选编》的序中,郭嵩焘便将这些认知和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在他看来,过去政教人民的方法已经从“ 莫不编为成书,垂示天下” ,逐渐转为“ 得此意以为日报......傅会传播,以广异闻”[18] 。此外,他还在日记里以羡慕的口吻写到:“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辩驳,皆资新报传布......”[4] 显而易见,他认为清帝国的官员们不应该再狭隘地看待新闻纸, 而应该努力对报纸上的报道、评论予以核查,并使之成为其处理政务的部分依据,因为一份优秀的新 闻纸对于政府来说,正如传统中国理想社会中《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之用。

  上述种种可见,郭嵩焘在当时的新闻认知,实则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他看到了新闻纸可以弥补传统书籍的局限,在传播的时效性和范围上正发挥着愈发突出的作用,如若运用得当,甚至可能帮助政府教化万民,令国家机器运转顺利,社会政通人和。 而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或许正因如 此,他才会在误会《申报》使其政治生涯走到尽头之后,始终没有痛下杀手,反倒在与《申报》之斡旋博弈中,有意无意地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新闻纸进入晚清社会。

  在出使西洋期间,郭嵩焘与《申报》的一桩公案历来被研究者所关注。在众多新闻史的书写中, 早已被定性为“华字报纸最初巨之交涉”[19] 或“中新史上第一起名誉纠纷”。[20] 然而,既往的研究多以梳理该案的来龙去脉为主,对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潜流却鲜有触碰。仅就笔者目力所及,瓦格纳的研究或许是第一个想要拨开此案的表层迷雾,探寻历史深处的尝试。他以一种政治文化史的眼光,将此案置身于大的历史语境下,提出了“ 《申报》之所以在这场冲突里最终幸免于难,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清廷不少官员已在文化层面上对其产生认可,故才没有利用政治手段对其赶尽杀绝” 这一 颇有思想深度的观点。[21] 但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稍显遗憾的是,瓦格纳的研究恰恰忽视了《申报》 作为一种新媒介其本身(而非仅仅是其所承载的内容)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当我们转换研究视角, 以外交官员和新型职业记者围绕新媒介的使用展开探讨时,此案背后所隐藏着的传播网络重塑和社会权力流动的历史潜流或许会渐渐浮出水面。 当然,想要弄清楚这一切,首先有待于我们大致梳理出此案的全貌。

  光绪四年夏( 公元 1878 年) ,《申报》 在一个月之内接连刊载了《星使驻英近事》 《钦使宴客》 《论男女有别》三篇文章,对郭嵩焘在英国的日常生活、外事活动予以转述。 从报道的文本观之,三篇文章虽则在语言上有讥诮诙谐之风,但也仅仅是在文化层面,对中西间的差异予以臧否。 表面上看, 《申报》 这三篇文章似乎并不涉及政治纠纷,反而更接近名人轶事类的记闻,甚至还隐约流露出对这位驻英大使的欣赏。因此,素来对新闻纸抱有好感和希望的郭嵩焘,在初见这些报道时,也只认为是 “意取讪侮而已”[4] 。 但好景不长,郭嵩焘在巴黎突然收到了其将调任回京的电报。经秘书姚彦嘉的提醒,郭嵩焘开始怀疑此事或许和《申报》的报道存在某种关联。 根据其随行官员张德彝的记载,郭嵩焘曾当众吐露心声说:“《申报》所言,我虽诧异,未甚追求,昨姚彦嘉云,前八月某日来电信,言我有返掉一说,因《申报》出于六月二十日,是必传入京都,致有此回华之信。细铎《申报》词句,诸多可恶,不知何人所撰,须立究之。” [ 22]

  显而易见,此时由于仕途突遭变故,郭嵩焘已经动了彻查追究之意,他不仅想要知道《申报》的报道究竟是何人所为,更想了解其背后的居心何在。在经过一系列排查之后,郭嵩焘认定此事很可能是刘锡鸿(时任驻德大使)所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在给李鸿章幕府重臣刘瑞芬的回信中,他写道: “ 八月内两见《 申报》 调侃甚至,......得此两段议论,追求数月,顷稍探之刘锡鸿相勾之深......刘锡鸿实惯作此等伎俩......”[23] 他还在日记中略带委屈地抱怨道,自己出访英国一年多从未有负面新闻爆出,反而是刘锡鸿在德国常被当地媒体批评,但《申报》不仅不报道刘锡鸿却还针对他,加之《申报》 当时一主笔刘和伯早年曾做过刘锡鸿的秘书,所以怀疑“此段《申报》出自刘和伯之请托也”[4] 。 显然,郭嵩焘不仅将怨愤撒在了刘锡鸿的身上,也开始怀疑《申报》馆里有人与之合谋。 于是,在其政治阴谋论的设想中,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追责行为由此展开。

  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嵩焘与《申报》 的冲突中,郭嵩焘的反应和《申报》 的作为实则已经隐约表明:当时的新闻纸及其实践,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动力要素,开始规约着晚清士大夫们的信息接收和体验方式,并在不知不觉中与他们的政治生活产生勾连。表面上看,新闻纸似乎只是重塑了他们新的政治交往及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却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固有的社会权力正在被稀释,且部分流向因新闻纸的介入而兴起的报人群体。众所周知,在近代报刊进入之前,作为清代帝国机体上的“ 耳目喉舌” ,以奏折为代表的官文书和包括告示榜文的邸报,共同形塑起了一个由官僚集团“ 横向流动的水平流程” 和从官方至民间的“ 自上而下的垂直流程” 所共同搭建起来的“ T” 形传播 网络。[24] 长期以来,皇帝及士大夫阶层正是依赖这样的传播网络,通过对信息生产、分发、流布的绝对控制,维持着整个帝国政治机制的运作与管理。 瓦格纳近期的研究已经指出,这种信息传播机制 的“上下不通”,正是造成晚清政体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所在。[2]

  然而,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却让这个缺乏信息自由流通( 特别是由民间至官方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的传播网络开始产生变化。就像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参考了兰金(Mary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研究后所指出的那样,《申报》虽然是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建立和运行的,但作为一个公共媒介,它仍然视自己且实际上已经部分介入了晚清的精英活动,并成为让精英分子互相知道彼此的主要渠道。[25] 试想若是没有《申报》的报道,郭嵩焘在英国的言行可能最多只会被记录在随行人员的日记中,抑或是成为士大夫们书信交流的谈资,即便有好事者以此做文章想要趁机令他难堪,其流传范围及影响大致也不会超出整个官僚集团。但不同于具有“便于公开而又想保守秘密” 之特征的书信日记,近代报刊更是一种“ 公共的书信” 和“ 公共的交谈” [ 26] 。

  以此案为例,由《申报》 提供的内容信息一经流布,不仅其传播范围远远超出原本掌握信息流动权力的官僚集团,其传播效果更是有了超越帝国固有之“ 耳目喉舌” 的迹象,并以“ 太史陈风” 之式迅速引起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1 从其后续发展来看,攻击郭嵩焘的“政敌们”也大多利用《申报》的报道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向朝廷施压。而郭嵩焘本人在其“负面新闻”被曝光之后,也并未像以前那样, 急着向帝国的权力中枢,亦是帝国固有传播结构的核心———皇帝上书辩白,反而“ 两次以电信致《申报》馆,诘其原委,久无回耗,再问并将答费寄予”[22] 。可见,郭嵩焘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媒介逻辑的牵引。考虑到他在英法的经历,特别是其对新闻纸的考察体验,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他多半已经意识到报纸这种新媒介在信息流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此时新闻纸的介入并未完全改变晚清帝国的传播网络,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建制或机构,它已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清政府原来的传播网络而存在,而其媒介所固有的属性,又使得其得以通过每天搜集和流布社会的不同信息,促使信息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交流传递。 如此一来,传播网络的单向性和同质性开始发生改变,“ 上下不通” 的局面有所好转。

  正如前文有所提及的那样,传播网络得以重塑的背后,恰反映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社会权利开始被稀释、让渡给当时的新型职业群体——报人。有学者(Natascha Vittinghoff)在分析杨月楼案时 便曾断言,“ 中国的报人群体已经成功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相关议题上进入了官方垄断的公共话语领域(Chinese journalists succeeded in entering an officially monopolized domain of public discorse on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relevant issues)。”[27] 尽管这一建基于西方公共领域理论下的结论未必准确,但从郭嵩焘和《申报》 的冲突来看,其与美查几次书信交涉以及各自在背后的种种博弈,也确实为我们展 现出了晚清报人群体与士大夫阶层对于信息传播权力的角逐。[21]

  实际上,当郭嵩焘几次致信美查却未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考虑到时任上海领事达文波对他的明确支持,他完全可以利用政治手段给《申报》带来灭顶之灾。[4] 但对于寄托了他“开眼看世界” “自立求富强”之理想抱负的新闻纸,郭嵩焘却始终没有狠下心来。前文所述种种郭嵩焘对新闻纸的好感与寄托,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本人其实是希望新闻纸可以受到权力顶端的垂青,“ 授予其对应之 政治权力,完成其理想抱负。”[28] 对此,晚清重臣沈葆桢看得非常通透:“筠叟意不在《申报》,人人知 之。”[29]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其和《申报》冲突的最高潮之际,他也没有在给恭亲王奕的信中提及美查和《申报》的丝毫不是[4] ,反而一再请求总理衙门创办新式报纸。[4]

  在郭嵩焘对是否采取政治手段取缔《申报》而举棋不定之际,美查也逐渐发现自己正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要是继续傲慢下去,指望通过司法渠道与郭嵩焘对峙到底,无疑会将此事闹得众人皆知,若败诉,则《申报》 的公信力必将受到质疑,好不容易赢得的读者群体很可能因此失去;若胜诉,那么郭嵩焘又可能会因为丢了面子,一气之下向皇帝提出取缔《申报》 的请求。2 毕竟,想让 《申报》 难堪的大小官员,也着实不在少数。3 早在《申报》 参与杨月楼案的时候,便有士大夫表达了 他们的不满,时任上海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的通信中,曾提及收到过这样一份清代官员的“ 抗议” :“ 《申报》 的创办是为了提供商业信息, 它只能发布与商业有关的信息,而不应该参与其他有关对错事宜的讨论......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一 点,我希望您可以起诉他们......”[30] 威妥玛在给麦华陀的一份回信中也提醒他注意:“我们对本国新闻自由的尊重决不能误导我们,中国人不理解这种自由......”[31] 而等到郭嵩焘与美查的冲突爆发,新任上海领事达文波或许更是对“ 屡教不改” 的《申报》 大为不满,来自领事馆翻译禧在明的一份内部报告表明,美查甚至被指控“ 总是试图迎合中国人的偏见,毫不怀疑其爱国主义已经屈从于一己私利......”[21]

  因此,尽管无缘得见这份报告,但考虑到日本和印度报律调整的事实1以及达文波对自己的态度,权衡利弊之后的美查,最终还是求助领事达文波和颇受郭嵩焘信任的翻译禧在明,希望他们可以从中斡旋。从事情的最后发展来看,达文波和禧在明也确实不负所托,在他们的调停下,美查先是在媒介逻辑层面,通过登报澄清事实为郭嵩焘缓解舆论压力[32] ,进而再编发新的评论文章为其塑造一 个良好的媒介形象[33] ;接着他还经禧在明的引荐,专程登门拜访并向郭嵩焘致歉。[4]

  显而易见,这样的结果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尽管由于新闻纸的介入,士大夫们的社会权力有所稀释,甚至一部分让渡给了新型的报人群体,但这种权力的流动是有其限度的。一旦双方发生类似郭嵩焘和美查这样的博弈,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谁,仍然是可以预见的。一份英国外交部保存的信函,或许最能体现出博弈双方的权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逆转。在这份信函中,郭嵩焘表达了对达文波居中调停的感谢,并满意美查在意识到《申报》 所犯错误之后的“ 真诚歉意,以及后来在其报纸上所发表的道歉言论”,所以他承诺“完全放弃对此事的进一步追究”,而美查却只能感 慨自己经历了一场“ 痛苦且及其中国式的妥协” [ 21] 。

  虽然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最终以波澜不惊的握手言和而收场,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他对新闻纸的种种关注及其媒介奇遇,自然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其他士大夫们的媒介认知。无论是后来接替他的曾纪泽,还是出访美国的张荫桓,抑或是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他们都无 一例外地向郭嵩焘看齐,养成了订阅报刊的习惯。 更值得探究的是,稍微翻检这些驻外大使的日记及奏疏便不难发现,阅读报纸(特别是《申报》) 似乎已成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2

  开篇伊始,笔者便曾点明本文意在揭示郭嵩焘对近代新闻纸进入中国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想通过对其媒介际遇的考察,结合报刊自身的独特属性,以及报刊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和不同主体间的关联互动,力求为理解新闻纸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个可供检视的窗口。行笔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奉命考察到亲身体验,直至卷入与《申报》的名誉冲突,郭嵩焘在这一系列的人生际遇中, 对于当时的新媒介——报纸的认知也不断加强。 在晚清社会普遍轻视报纸甚至抱有敌意的情况下, 他却不遗余力地想要让近代新闻纸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落地生根,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与《申报》的 冲突,不仅表明读报纸已渐成当时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更表明以新闻纸为代表的新媒介,开始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化建制(emerge as an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with a logic of its own) 进入晚清社会。[34] 而正是由于新闻纸的介入和新型报人群体的出现,旧帝国固有的传播网络开始发生转变,与此相伴的,则是士大夫们的部分权力逐渐稀释甚至向社会流动,尽管这种流动相对有限。

  有学者曾指出,“ 一个时代的政治关系可以通过那个时代的主流媒介来予以观察,媒介是晴雨表 ......技术意义上的新媒体对既定政治关系的突破,并最终使之顺应或屈从,媒介是播种机。”[14] 可惜历史必需经过许多阶段,才能和陈旧的形态告别。 当日本的战船彻底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康、 梁等人方才开始意识到利用报纸宣传变法,第一次办报高潮就此到来。只是这一切,郭嵩焘都无缘得见了。“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35]或许,郭嵩焘自己在《戏书小像》里的这两句诗,就是对其在近代新闻纸进入中国社会所做贡献的最好注解吧。

  [1] 黄旦. 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2019,1:137.

  [3] 蒋建国. 甲午之前的《 申报》 发行与读者阅读. 东岳论丛,2016,3:77-87.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宣统朝上谕档( 第三册)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10.

  [7] 熊月之.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郭嵩焘卷)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09.

  [8] 论现设驻洋各官保护出洋华人实为中西均益事. 申报,1405 号( 光绪二年十月初六日) .

  [9] 论设公使等官实有益于国事. 申报,第 1412 号( 光绪二年十月十四日) .

  [10] 戈公振. 世界报业考察记. 孙戈、刘明辉整理. 北京:商务印刷馆,2017.

  [11] 薛福成. 薛福成日记( 下册)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538.

  [13]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663-137 号.

  [15] 迈克尔·舒德森. 新闻的力量. 刘艺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50.

  [17]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18] 郭嵩焘.中西闻见录选编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2-3.

  [20] 俞莹.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起名誉纠纷———郭嵩焘与申报的一段纠葛. 上海档案,1989,3:25-27.

  [24] 和田洋一. 新闻学概论. 吴文莉译.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20.

  [26]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传播与社会影响.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5.

  [28] 李仁渊. 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份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台北:稻乡出版社,2012:151.

  [29] 沈葆桢. 沈文肃公牍( 二) .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1201.

  [33] 记郭侍郎出使英国事. 申报,第 2134 号( 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 .

  [35]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 杨坚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19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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